大家也许还记得我在第一讲里面提到欧洲现代主义文学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我特别提到在当时的维也纳、柏林、巴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有一种文化的气氛，用彼得·盖伊的说法就是一种叛逆的气氛，觉得欧洲的文化发展到那种程度，一定会从中产生某种反抗或挑战，甚至于颠覆，从这个颠覆的过程里面发展出欧洲的现代主义，它的背景当然是欧洲城市的兴起和欧洲的一些知识分子对十八、十九世纪以来的欧洲文明发展的反思。如果把这个条件放在第三世界的话，那就不能成立，因为当时的拉丁美洲、亚洲，几乎没有什么现代主义的内容。在中国也是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有些留欧的学生把现代主义的种子带进来，也有日本的。如果再看拉丁美洲的话，你可以发现拉丁美洲的那几位大师，他们都是留欧的，都是在欧洲流浪过的，从博尔赫斯开始，到其他的包括得过诺贝尔奖的几个人，在欧洲流浪过之后，回到他们的国家，重新把他们乡土的传统和欧洲现代主义传统结合在一起。

我今天讲台湾的现代主义，是一个小小的个案。这个原因是个人的，因为我老了就有点怀旧，怀念我的大学生活，就是在台大那四年的生活，那四年对我个人来讲是比较平平稳稳的四年，可是就是因为参加了《现代文学》，使得我这四年在台大的历史上变成了光辉的四年。我前年在台大讲课的时候，台大的老师们就说：“哎呀，你们那班真了不起！”我的回答就说：“了不起的是他们，不是我。”我那时候是后知后觉，因为我当时一心想要当外交官，每天背演讲词，不看文学。可是我一进大一就傻眼了，我发现我们班上有一百多个女生，五十多个男生，女生长得又漂亮，英文讲得又好。我是一个乡下佬，从新竹过来，就像侯孝贤的电影《童年往事》一样，迷迷糊糊地进了台大外文系，发现自己完全不能够应付。可是非常幸运的就是，我交了几个好朋友，这里面就包括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还有比我高一班的刘绍铭、叶维廉。我们这些人志同道合，大家共同的兴趣就是文学和电影。我们就到处旅游，组织了一个南北社， 南北社的意思就是大家从天南地北来的，聚在一起。我记得我是第一任还是第二任社长，大家在游山玩水之余就讲点文艺，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读一读，有人就读诗，有人就读小说，我就读我的演讲词。我的外交梦后来到美国第一年就彻底破碎了，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认同混淆，不知道该做什么，这个就不说了。

到大二的时候，白先勇就酝酿办一个杂志。我们大二开始游玩就组织了这个南北社，白先勇是为了文学而放弃学水利，他原来在台南成功大学学水利，他不喜欢水利，本来他想以水利救国，他说水利不如文学，有点像鲁迅的样子，可是他也不是拿鲁迅来做模式的，所以重新考进台大外文系。他游学就像做文学的实验，这点各位同学可以拿来参考。有的作家非常早熟，他的同班同学王文兴，各位可能不太熟悉，在进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已经读完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而且是英文本。最近有个电影纪录片，就是以王文兴为主角的。[注]指获得2011年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剪辑奖的纪录片《寻找背海的人》。——整理者注。到二年级，我还是迷迷糊糊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筹备《现代文学》这个杂志了。这个杂志是直接受到夏济安先生的影响，我们最崇拜的老师就是夏济安先生，那时候我们不知道他在北大教过书，因为当时在台湾，在所谓“白色恐怖”之下，大家都不敢谈以前的历史，包括教我中国文学史的台静农先生，他是鲁迅的弟子，我是多年之后才知道的，1981年，我特地回台湾请台静农先生到美国参加我主持的鲁迅国际会议，台先生一口拒绝，他说：“我去可以，回来就麻烦了，回到台湾大家就都要打我了。算了算了。”当时有一批从大陆来的学者，包括从北京大学来的，都默默无闻地在台湾做教育上的耕耘工作，夏济安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夏先生是一个富有文人气质的教授，饱学经史，可是教书不是那么认真，他教我们英国文学史，他教书的时候讲很多闲话，那些闲话就精彩得不得了，引经据典，想到哪里就讲到哪里。我们觉得不过瘾，就到他的宿舍里面，听他再给我们面授机宜。他有的时候讲日本电影，有的时候讲亨利·詹姆斯，有的时候就把他看的小说给我们讲：“看这段多精彩！”我当时跟在刘绍铭的后面，刘绍铭是他的大弟子。那个时候，夏先生就办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杂志，叫做《文学杂志》，《文学杂志》所标榜的是一种清新的、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写实主义。可是夏先生心目中的写实主义不是当时流行的，或者三十年代中国大陆传来的写实主义，因为那种写实主义，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的，都多多少少包括了一些社会批评，或是反映社会的，或者是有意识形态的成分。他所提倡的写实主义，是福楼拜式的写实主义，就是文字上要非常简洁，而且描写要非常细致。你看他写的那篇评彭歌《落月》的文章，他基本上是用彭歌的一篇二流小说来讲他对写实主义的看法。他辛辛苦苦教导我们，文学写作最重要的就是语言，语言一定要写得好。怎么写得好？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说我有感觉就可以写，他最反对的就是那种伤感主义的东西。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几个同班同学都要必读大一国文。当时台大的风气就是国文系和外文系是合作无间的，教我们大一国文的是叶庆炳老师，他是夏济安先生的好朋友，他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物色好的同学。那时候叶老师在课堂上讲《国语》《左传》《诗经》，我们觉得很闷，后来他就说：“你们每个人写一篇作文给我看。”于是我就洋洋洒洒写了一篇，他说写得最好的是陈若曦(陈秀美)，读了一段，又说白先勇写得好，也读了一段……我当然是落空了，可是我非常羡慕他们，因为我听到他们读的，我觉得陈秀美的文章实在是写得好。这些文章后来就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了，直接带动了我们同学的写作兴趣。所以陈平原讲得一点不错，有了学院的制度就很自然地孕育了一种学院派的写作方式。《文学杂志》继承了北大的传统，朱光潜先生编的《文学杂志》的传统，就是研究和批评放在一起的。你看台湾的《文学杂志》，照样如此，而且版面非常清新，一点雕琢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