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太原学院学报》约我为“学人治学”栏目写篇有关治学问题的文章，我没有答应。因为自己在学术研究中没有做出大的成绩，实在没有什么经验可谈。最近编辑再次来函约稿，且指点我说，你就围绕你的治学过程，将你主要从事了哪些研究，怎么做的，有何得失写一写就可以了。恭敬不如从命，那就不揣谫陋谈点个人体会吧。

我的中国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生涯，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时起步的，迄今已经整整40年了。一生从事文学事业是我的幸运，但就个人意愿来说，它却不是我最初的人生追求。我1964年上小学，整个小学、中学生涯几乎都是在文革中度过的，虽然读书生活没有中断过，但处于政治动乱时期，基本上没有学到什么知识。1972年前后，不知什么原因，学校也开始抓教学质量了，我所在的高中虽然是一个新办学校，但也开始恢复一些数理化的课程了。特别是当时一些由于出身不好或犯有政治错误的老师被下放到这里来，并且也允许教课了，由于教学质量提高，学生也有了学习的兴趣。记得高一期间，有一位姓石的老师给我们上数学课。石老师是从省城下放来的，据说在文革中犯了政治错误，他个子不高，一脸雀斑，喜欢抽烟，其貌不扬，但课讲得特别好，他在不经意间就勾勒出了一个神秘、有趣的数学世界，让我产生了无限的向往，从那以后，我便迷上了数学，而且我发现我确实在数学方面有些特长。如果高中毕业能够正常考大学，我相信我一定会报考数学专业，在符号世界中追求自己的人生价值。

高中毕业以后，我与所有的同学一起，顶着一个“回乡知青”的帽子回到家乡，“扎根农村干革命”。那时候，农村青年所有的上升通道几乎全部关闭，虽然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但对于任何一个有点理想的青年来说，内心深处却是黑暗而绝望的。开始的时候，我还做着数学梦，希望通过自学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记得有一次我去县城造纸厂卖麦秸杆儿，后到县城唯一的新华书店去浏览，发现一本《微积分学》摆在书架的一角上，厚厚一大本，抽出一看，满是灰尘。至今我还记得，作者是孙光远，定价2.4元。我逗留很久，最后一咬牙买了下来。要知道，2.4元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并不是一个小数目，我一车麦秸杆儿才卖了2.5元。虽然被家人好一顿埋怨，但我还是为得到这本书而兴奋了好些日子。但是我也逐渐发现，在当时的时代环境里，自己的数学梦是不可能实现的，没有老师，没有参考书，没有时间，更没有理解与支持。这让我十分痛苦，内心充满迷惘。有一天，不知因为什么事，我去村办小学找人，无意中发现办公桌上摆放着一本县文化馆编辑的油印本《临朐文艺》，随手一翻，发现有一首诗就是村办小学一位老师写的，至今我还记得题目叫《谒烈士陵园》。这个发现，让苦闷中的我极为兴奋，这位教算术的老师能写，我难道不能写吗？过了几天，我也学着当时报纸杂志上的风格写了一首诗，叫《抗旱歌》，偷偷地通过邮局寄了出去，没想到，两个月后，就在我已经完全忘却此事时，我那首偷偷摸摸写出来的诗竟然发表了！从此以后，写诗成了那个年代我生活的唯一兴奋点。

写诗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实际的好处，但写诗却让我灰暗而艰辛的生活有了光彩。正是由于喜欢写诗，后来我上大学时就报考了中文系。其实在当时并不知道中文系并不是专门培养作家和诗人的，这让我进大学后一度非常失望。但在大学期间我还是非常痴迷于写诗，也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一些诗歌。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从山东师范大学毕业后我留校当了教师，而且被分配到了当代文学教研室，而我当时最想做的工作是到作协或文联当个文学刊物的编辑。命运的安排就是这样的不可思议，我最初想成为一个数学家，后来又想成为一个诗人，却阴差阳错地成了一个教授文学的大学教师。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学梦、诗歌梦渐渐离我而去，最终变成了我人生中久远而温馨的记忆。

二

中国当代文学是文革结束之后才出现的一个年轻学科，当时并不大受人重视。但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当代文学不仅很快在高校中文系教学体系中占据了一席地位，还成为广受学生欢迎的一门课程，教师队伍也迅速壮大。作为一个刚刚留校不久的青年教师，能够在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初创阶段就参与其中，应当说是非常幸运的。在前辈老师的带领下，我相继参与了几个高校协作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和中国当代文学资料的编写工作，还与教研室的同事一起编写了一部校内教材。由于直接参与了教材建设，对教学内容比较熟悉，很快就独当一面，成为教学上的“壮劳力”了。